9月4日，值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开幕之际，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就G20杭州峰会成果和中国作为主席国的贡献等发表了个人看法。

　　采访全文如下：

　　西子湖畔的杭州已经进入G20时间。中国担任主席国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于9月4日下午在杭州开幕。

　　各方期待中国作为主席国举办G20杭州峰会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G20机制本身留下什么?为此，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杭州峰会将为G20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

　　“2008年以来G20的历次峰会，中国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还没有哪一次G20峰会能够像中国作为主席国(举办的杭州峰会)这样，中国在G20议程设定上，在推动改革上，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留下这么深的印记。”周强武说。

　　今年G20杭州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具体包括，“创新的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发展”四大主题。

　　谈到G20杭州峰会众多成果，周强武认为，今年中国作为主席国的G20财金渠道的最大亮点是结构性改革，第二个亮点是投资与基础设施。而过剩产能问题可能成为核心议题外的一个略有争议，同时充满博弈的关注点。

　　上海、华盛顿、成都，周强武全程参与了今年中国作为主席国举办的历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亲历了结构性改革量化方案的提出与推动的全过程。

　　在今年2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的公报中，各方同意各自以及共同使用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所有政策工具来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

　　周强武告诉本报记者，杭州峰会将通过提出结构性改革的“九大优先领域、48项指导性原则和12大指标体系”的量化仪表盘来衡量问诊G20各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展与问题。

　　周强武指出，明年担任G20峰会主席国的德国同样将结构性改革作为核心议题之一，他期待能进一步优化相关指标和评估体系。 

　　周强武认为，作为主席国，在筹备G20峰会的这一年中，中国较好地协调了4组关系，一是G20下的中美协调;二是三驾马车的协调，即中国与上任主席国土耳其、下任主席国德国的关系;三是与经合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多边机构的协调;四是中国作为主席国自身与G20各方的协调。

　　同样历经多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周强武，谈到G20中的“G2”(中美)时说，“从2月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上海会议开始，中美协调为今年G20财金渠道的成果奠定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

　　周强武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没有中美的协调，G20几乎就不可能升格为峰会。2008年G20形成峰会机制以来，尽管中美在历次峰会中，有一些不同，但还是以协调为主。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今年中国接过G20主席国地位以后中美间的协调。

　　谈到G20的未来，周强武认为，短期应该关注G20杭州峰会成果下一步的具体落实、“中国印记”议题的连续性;中长期来说，G20机制应该更聚焦，更专注，避免过度泛化。

　　对于中国在G20中的作用，周强武认为，中国现在是东道国，明年是三驾马车成员，未来中国在G20当中都是作为最重要的一方。

　　“中国在议程设定上，不仅要保持和落实杭州峰会成果，而且还要在未来发出更有力的声音。过去这几年力量比较大，今年主席国的印记很深，将来同样值得期待。”

　　结构性改革是当之无愧的亮点

　　第一财经：在您看来，G20杭州峰会最应该聚焦的亮点是什么?

　　周强武：我认为今年G20杭州峰会当仁不让的最大亮点是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在中国力推下，G20在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形成了一套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这一顶层设计将在峰会上获得通过。

　　这对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将是浓重的一笔。也许眼下看不出其效果，但三年五年，只要结构性改革衡量体系被传承下去，并不断实现优化，这将对全球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治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快8年了，世界经济仍未真正起色，一个侧面能说明G20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G20确保了世界经济没有更坏，但如何使其更好仍缺乏手段和约束力。G20应该更有效地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更有力地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实际上每年都会讨论结构性改革，遗憾的是G20结构性改革过去更多是定性分析，缺少定量推动。

　　中国作为主席国的亮点在于，把过去四五年来G20讨论的结构性问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采用新的方法来推动。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带有明显中国印记的解决方案将是杭州峰会一个重要的成果。

　　第一财经：结构性改革的量化指标体系具体是怎样的?

　　周强武：所提出的九大优先领域，48条指导性原则和12项指标体系已经使深化结构性改革(方案)固化出来，未来G20各方结构性改革进展将做成一个仪表盘(dashboard)。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成都G20财长会，各方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并且评估结果将纳入到G20问责体系中。这本身对G20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将是一种牵引和一种压力。

　　12项指标体系中包含劳动生产率、就业率、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以及公共投资占比等构成了相对核心的指标。经过各方充分讨论后，除这四大指标外，最终确立了涉及投资贸易、创业、研发投入等方面的12个指标。未来，各个国家可以从12个里面自选7项指标。这些指标的制定以及量化体系的搭建是中外专家共同合作的成果，其中，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财经：如果依据上述结构性改革量化指标仪表盘来评估，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将呈现出怎样的差异?最终的约束力又如何体现?

　　周强武：这个结构性量化仪表盘是7项指标体系，最终拿出来的“成绩单”很难预测。

　　一定要比较的话，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某些指标的起点得分可能会比新兴市场国家好看一点。比如，欧洲、日本等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很好，收入差距这项指标起点数据就会更好些。不过美国和欧洲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且很难推动和有起色。

　　在中国大力推动下，G20并非想制定一套指标来压低一些国家，抬高另一些国家。若推出仪表盘，中国自身的起点指标数字未必很好，会有高有低，例如以收入差距为例，数据就会比较低。所以拿出这套改革设计，中国作为主席国，是站在一个推动世界经济中长期向好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之所以是结构性问题，都是些各国难以解决的顽疾，但只有推动这些结构性顽疾的解决，世界经济才能真正向好。

　　中国领头推动深化结构性改革，表现出作为主席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也表现出中国自身能直面问题。事实上，在推动G20的结构改革的同时，中国国内正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税改革、去产能等领域改革深水区任务，这些改革可以与G20结构性改革一起，形成合力，全力推进我们自身各项改革。

　　第一财经：未来结构性改革会失去当下在杭州峰会中的地位吗?

　　周强武：据我了解，第一，下一届主席国德国对G20结构性改革是非常支持的。德国长期以来一直重视结构性改革，这也是德国经济为何一直能保持韧性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觉得，德国接过G20主席国位置以后，将在现有共识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改革。希望德国能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指标体系，包括能简化指标体系，甚至加权做出一个结构性改革的衡量指数，这将会更直观，更具可比性。

　　第二，G20各方一致同意“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并将此写入正式公告当中，要把结构性改革每两年进行一次审议，并将审议纳入G20的问责报告体系当中。

　　第三，全球经济形势会让人们越来越关注结构性改革。在可见的未来，两三年里或更长，全球经济都有很大的下行压力和不确定性。越是这样，G20机制就越显重要，相关的议题就会继续推进。

　　有这样机制的保障，我们应该对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有信心，会在下一任以及下几任主席国当中，把结构性改革不断引向深入，而且会在指标体系的建立和仪表盘的可对比性、可监测性方面做得更清晰。

　　G20原本是一个全球危机应对的机制。如果一旦遇到国际经济重大问题，比如黑天鹅事件，G20峰会的风向标都有立刻发生转变的可能。但是G20正在由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机制转变，这种转变将十分有利于推动结构性改革。下届主席国德国明确支持这一议程，前景很好。同时，作为G20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今后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中德等国一起协同，将能有效保证G20有关结构性改革的势头。

　　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

　　第一财经：您认为今年峰会还有哪些亮点?

　　周强武：我认为第二个亮点是基础设施投资和互联互通建设。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要想中长期进行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能够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因此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其中包含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美国都有这样的需求，美国的基础设施多建于上世纪50年代，目前已严重老化。

　　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多边开发机构核心作用，世界银行等11家多边开发机构共同发表了“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各自通过优化资产负债表等措施，宣布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量化目标，并加强新老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

　　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机构都承诺在未来三到五年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幅或占总投资规模的比例。

　　第二，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以加强全球和区域主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合作与协调，加强基础设施信息分享和沟通。世界银行将作为联盟秘书处具体负责该项成果的后续落实工作。

　　第三，鼓励多边开发机构、机构投资者和私人部门协同构建基础设施投资多元资金机制和渠道。多边开发机构资金的引导性很强，其一元钱可能带动投资3~5元钱，这些引导性的力量可以撬动机构投资者和私营部门的资金进入基础设施。

　　中国这些倡议得到多边开发机构的积极响应和G20各方的支持，将成为杭州峰会的重要成果。下任主席国德国将继续推动多边开发机构调动私人部门投资这一重要议题。

　　可以说，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G20各方共识，这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所在。

　　G20与“G2”

　　第一财经：您认为美国在本届G20杭州峰会上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话题?

　　周强武：过剩产能问题是美国一直热衷的议题。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此已展开了讨论，并形成了一定共识。中美双方在G20杭州峰会前一直保持沟通和协商，过剩产能问题是讨论的一个重点。

　　中方观点在中美双边场合和G20多边场合已表达得非常清楚，产能过剩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寻求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在今年G20贸易部长和财长层面都进行了较充分的讨论，达成了共识，并反映在有关公报中。若杭州峰会继续讨论这一议题，取决于各方的意愿和各方的共同努力。能否在已有的共识基础上形成新的成果，值得观察。

　　我认为，过剩产能是个结构性问题，也确实需要加以认真对待。但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各方需耐心和智慧，而不是相互抱怨和指责。中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已表现出了壮士断腕的决心，拿出了具体的方案。中国的做法应该得到G20各方包括美方的充分肯定。

　　第一财经：您如何评价中美在G20机制下的协调?特别是中国担任主席国的杭州峰会?

　　周强武：坦率地讲，依我看，如果没有中美的协调，G20几乎就不可能形成峰会机制，这个大家在阅读美国前财长鲍尔森的自传里面已经写得非常清晰。当时美国提议将G20升格为峰会的时候，中方给予了关键支持。如果没有中美在G20的合作，像2010年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份额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得以实现。

　　在G20于2008年升格为峰会以来，中美在历次峰会中，有分歧，但总体上协调的势头和力度不断得到提升。今年中国接过G20主席国后，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都加强了沟通和协调。

　　以今年2月份上海财长会为例，此次财长会首次确立了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所有政策工具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各方首次承诺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同意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讨论沟通，从而稳定了市场预期。G20上海财长会成功举办为G20财金渠道甚至是峰会成果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这得益于G20各方的合作，也得益于中美在会前会中进行的大量充分和有效的政策沟通和协调。

　　接下来，杭州峰会的大量成果，如果要得以顺利落实的话，还需要中美加大协调，包括进入到德国周期以后。

　　总体看，在G20机制下，中美协调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若没有中美协调，G20将更糟，其有效性将更打折扣。

　　世界期待中国方案

　　第一财经：您如何看待未来杭州峰会后中国在G20中的作用与角色?

　　周强武：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G20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G20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国也真心希望中国为完善包括G20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愿同G20各方一道，为推动杭州峰会成果的落实，为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继续贡献中国的智慧。

　　第一财经：您认为G20应该扩大合作领域还是更加聚焦?

　　周强武：G20这个机制实际上在我看来还是应该更聚焦。

　　在全球层面，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国际贸易组织(WTO)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不同作用。G20是一个负责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论坛，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万向的;在其还远未机制化的情况下，G20讨论的议题应更聚焦，G20及其他全球多边机制应各司其职，同时又要相互配合，相互倚重，各方今后应探讨如何加强G20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

　　第一财经：您认为哪些问题是必须要通过G20来洽谈完成的?

　　周强武：G20峰会机制是双轨制，即协调人渠道和财金渠道。协调人渠道主要是从政治上为峰会协调和锁定成果，包括协调和统领各专业部长会议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进一步丰富峰会成果。

　　但G20峰会主要成果还是出自财金渠道关注的问题，包括：如何把脉全球经济形势，如何把控短期风险，如何应对中长期挑战，通过加强宏观层面的政策协调，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各种政策工具，促进经济增长。当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税收合作等也是重要议题。

　　此外，金融监管改革和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是另外两个重点领域。

　　近年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全球金融体系稳健性不断增强。但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还需加强，包括需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工具。

　　我们一直都在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认为，G20就是讨论这一问题最好的场合。未来，各方要花大气力，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一阶段的改革，让发展中国家真正能享有平等的声音和权益。这个改革有难度，需逐步推进。

　　（摘编：国际财经中心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