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清算银行（BIS）货币和经济部门主任克劳迪奥·博里奥发表主题演讲，分析了目前全球银行业所处状况、银行业面临的市场不信任问题以及银行业、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如何协作实现银行业的良性发展。 

　　一、 银行业比全球金融危机前更强大，但风险犹存 

　　从多个指标来看，目前银行业比全球金融危机前更强大。 

　　首先，尽管复苏速度不同，但银行盈利能力普遍恢复；其次，银行正重建健康的贷款组合；此外，银行快速地建立缓冲资本。根据巴塞尔Ⅲ最新监控数据，2011-2015年间，大型银行稳定增加核心一级资本，银行一级资本率从7%上升至12%，一级资本亏空被有效消除。此外，由于主要通过留存收益来消除亏空，因此短期来看，银行贷款并未受影响，银行对于私营部门的贷款占GDP的比例保持稳定甚至有所提高。 

　　受经济危机冲击较小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业，收益率及资产负债表状况表现良好。目前，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税前利润较高，远超总资产的1%，高于发达经济体银行平均水平；权益资本率稳步上升，2015年末平均为7%。这意味着，尽管部分经济体金融周期发生转变，银行净收入大幅回落，但目前为止银行业并未爆发全面危机。 

　　虽然整体状况向好，银行业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市场对银行普遍的不信任态度，部分发达经济体银行市净率低于1。尽管股票市场活跃，银行恢复缓慢，且受到脱欧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影响。  

　　其次，银行信用评级普遍下降。除了新兴经济体银行业外，其他区域银行信用评级在危机后并未得到改善。2010年末受金融危机影响，银行等级普遍下调，但2015年8月，惠誉在此基础上对欧元区银行的评级又下调一级。穆迪则对欧元区以及其他欧洲和美国银行普遍下调三级。具体到欧洲，受坏账影响，意大利银行系统面临巨大压力。2016年第二季度意大利银行的数据显示，银行不良贷款达3300亿欧元，第一季度坏账和拖欠贷款总计1970亿欧元，分别达GDP的20%和12%。此外，次级贷款在南欧和东欧经济体中的占比仍然非常高。银行盈利能力受到影响。 

　　市场对银行缺乏信任导致银行在融资方面丧失竞争力。发达经济体银行试图重获融资优势，但根据相关评估，在非金融公司未作出改进的情况下，银行融资能力也没能恢复。相同评级的银行和非金融公司，银行融资成本更高。此外，危机后非金融公司加快开拓市场，资产管理产业迅速发展，进一步冲击银行业。 

　　最后，乐观情绪往往缺乏依据，对于那些经历过金融繁荣的国家而言，良好的财务报表最终显现为危机前兆。 

　　二、 市场对银行产生不信任态度的原因 

　　市场对银行长期的不信任态度反映了两点：一是存量问题，包括危机导致的资产质量问题曝光，以及打击的长期化，银行低估了风险权重以及银行的不规范行为进一步削弱了市场信任；二是流量问题，包括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不信任。 

　　到目前为止，部分银行并未解决资产质量问题。2007-2009年间，金融危机被界定为金融产品创新导致金融虚假繁荣并最终破碎的问题。2010-2011年，危机转变为主权债务危机。这或许意味着目前的困境与政策回应并未引发足够的调整有关。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各方已经在银行相关规则方面达成共识，即尽早介入，清理资产负债表，资产重组，鼓励去除过剩产能。简单地说，向九十年代北欧国家学习，而不是向日本学习。但为什么共识和实际政策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事实上，有很多因素导致了这一差异。一是对危机的认识，最开始各方将金融危机理解为流动性问题，而非偿付能力问题，并按照根据这一判断处理危机；二是危机后对各类证券工具处理的难度大；最后，解决问题需要国际协作，增加了处理难度，尤其考虑到欧元区各机构的特性。 

　　此外，各国缺乏危机感是导致差异的关键性因素。拖延时间，等待更好时机的意见往往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这也解释了九十年代北欧国家和日本面对危机时的不同反应：北欧国家面对的是外部危机，别无选择；而日本并没有外部危机，以为危机会慢慢消失，最终，等待危机随时间自然消失的想法导致了资源错置，并削弱了实体经济。 

　　金融危机后，相较于欧元区，英美反应更迅速，采取的措施更彻底；西班牙等面临最严峻情形的国家，行动也相对而言更有效。而欧洲银行管理局（EBA）虽然果断采取行动，但直到2013-14年才实施包括资产质量和压力测试的第一次全面评估。也许，反应时间相较于货币和财政政策而言，尽管后两者受到的关注更多，但反应时间对经济表现的影响更大。 

　　第二个引发市场不信任态度的因素是持续的超低利率。国际清算银行主要成员国政策利率在危机后接近于零。过去几年，包括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在内超过五家央行实施负利率。随着利率在2016年7月份降至低谷，超过10万亿元的主权债券收益为负，其中包括部分期限在20年或以上的主权债券。作为分散经营的行业，银行通过资产收益和负债成本之间的利差获取利润，理论上而言，在对借款实施负利率的基础上，银行对贷款也可以实施负利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消费者在面对低利率时，将转向现金。低利率损害了银行的市场权力，降低了银行的净息差。同样，期限升水减少了银行从期限变化中获取的收益。此外，超低利率鼓励了银行的扩张和隐瞒行为，不处理次级贷款，进一步影响银行表现，这也是提高银行资产质量面临的问题。

    诚然，超低利率带来抵消效应。利率降低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增加了资本收益，刺激了经济活动，提高了贷款规模和利率，但这一效应不能持久。最终持续低利率还是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 

　　总之，低短期利率以及更为平缓率收益曲线削弱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在短期利率下降以及曲线扁平甚至是负的情况下，放大效应更为明显。 

　　超低利率在影响银行盈利能力时，也会影响到银行贷款。在资本稀缺时，银行将资本分配到收益更高的活动中。当利率达到极低水平时，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的刺激作用极为有限。 

　　国际清算银行发现，与大量从事资本市场活动的机构相比，主要从事商业银行活动的机构成本更低，收益也更稳定。此外，危机后零售银行业务的吸引力逐步提高。事实上，金融危机凸显了零售银行的优越性，但同时零售银行活动也是受超低利率环境影响最大的业务。 

　　三、 如何应对银行业面临的挑战 

　　  应对银行业面临的挑战，需要政策制定者、监管当局和银行业三方协作。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关键是制定正确战略，核心概念是“可持续性”以及“长期”。对于银行而言，则需要实现可持续利润，雄厚的资本基础以及风险敞口管理。 

　　《国际清算银行年度2016年度报告》显示，相较于其他的产业而言，银行股权回报率更低且不稳定。此外，对40个大型银行的研究表明，危机前股权回报率高的银行在危机后获得更多紧急支持，核心一级资本比例高的银行需要的支持更少。这些显示了银行对于杠杆的过度依赖以及回报不可持续。 

　　实现可持续利润要求解决银行商业模式问题。考虑到超低利率环境下操作空间有限，以及新监管条例的实施，电子创新对信息技术设施落后的银行的冲击，商业模式问题很难解决。除了产品组合的问题，关键是继续削减开支。 

　　监管当局首要任务是完成改革，在不降低标准的情况下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完成改革需要消除不确定性，因此条款必须明晰；不降低标准同样重要。强调后者，是因为即使在最保守假设的基础上，还是有筹资且获得净收益的空间。 

　　部分人从时机问题以及高标准对市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出发，支持政策软约束。前者强调目前不是正确的时机，高标准可能会降低贷款供应，进一步降低增长率；后者则认为严格的标准将损害市场以至于资金流动性。 

　　总的来看，虽然在严格的资本要求下银行会选择收缩资产负债表，但是在银行需要外部资产时更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而受信息成本等影响，银行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这意味着问题很容易解决。 

　　对于时机问题，危机后银行为适应更高的资本要求进行调整并不困难，对贷款的影响有限。对94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型银行的相关研究表明，留存收益占了银行大部分更高的风险加权资本比率，风险加权资产的降低起了次要作用。平均来看，危机后银行贷款扩张，有更高资本率以及更强盈利能力的银行继续扩张贷款。其次，国际清算银行相关研究表明，资本比率更高的银行，由于非股权融资成本低，其贷款增长率也更高，借款增长更快，表明资本是贷款的基础。 

　　转向流动性问题，目前的确出现市场流动性降低的信号，如市场深度变小。但买卖价差以及总交易量等指标并未显示出流动性的降低，资产减少也多出现在特定领域，且规模较小。 

　　无可争议的是市场异常情况的出现，最明显的是抛补利率平价崩溃，危机后，外汇市场美元借款的成本越来越高。 

　　监管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就市场流动性而言，固定收入市场中电子交易和高频交易对于降低交易规模和短期价格大幅波动都有显著影响。同样，在市场更为冷静的背景下，基于抛补利率平价的行为增多，银行、机构投资者和公司的外汇避险需求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监管的目标实现更好的风险评估，监管需要支持更现实的风险管理以及增加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成本，通过加强其他因素的影响，间接起到作用。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为调整原始资产负债表以及实现良好盈利能力提供便利条件。银行破产成本高导致其退出难；而保护制度降低了银行不良行为的成本，弱化了市场纪律，导致银行即使在没有技术压力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解决的方法包括：改善处理机制，保证有序退出；采取更广泛的支持政策，例如通过法律程序缩短退出流程或者是阻止跨国合并；审慎评估公共部门对银行的所有权或者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降低成本。 

　　博里奥指出，尽管提出了解决之道，但不应该低估实际处理时将遇到的困难，尤其是“大而不倒”问题，目前解决有序退出问题的方式的有效性也需要进一步验证。此外，还有公共资本与银行之间关系的问题，如何实现银行中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平衡；另一个平衡是鼓励去产能与银行业资本高度集中的问题，金融危机后，银行业集中程度并未降低，加强银行的措施或许并不能削减成本，反而使得现有银行继续保持垄断下的低效，引发系统性风险；此外，也需要考虑到银行掩盖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倾向。 

　　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摘译：财政部国经中心 姚倩